台灣種樹沒桃摘

台灣種樹沒桃摘

台灣的影像評論和大師對大陸成長起來的年輕攝影人來說影像匪淺，阮義忠，張照堂老師的影像，《攝影家》雜誌及中華攝影教育學會的論文啓發了無數國人。前段時間的寶島之行引發了我對攝影的思考－攝影需要教育，更需要視野。          

攝影教育遭遇“寒苦”氣候

台北，第一件讓我驚訝的事情是，台灣的高校攝影課程都開設在設計系。吳嘉寶老師曾說，台灣沒有攝影系，是因為攝影這個學科需要和其他學科（如藝術學，傳播學，社會學等）交叉互動，沒必要再設立單獨的攝影系了。的確，台灣至今沒有一所大學設立攝影系，所帶來的問題就是攝影師資的邊緣化。台灣的高校老師有專任和兼任之分，很多攝影老師只能做兼任講師，這些老師大都是從美國或日本讀了藝術或攝影博士回來，是華人世界知名的攝影理論家教育家，如果教了十年的攝影基礎課程還沒名分怎會不絕望。

台灣攝影的大氣候比較“寒苦”，台灣老師有點羨慕大陸的狀況。因為生育率逐年降低，生源減少以致教育資源過剩，而大陸的高校則處於擴張期。試想一下，如果大陸教育體制真正開放，擁有全球化教育背景的台灣攝影老師完全可以反攻過來，讓我們的攝影系“淪陷”，這讓我們這遍的老師很有危機感。

在體制的市場中的雙重壓力

儘管台灣沒有攝影系，但自從1990年代英國興起的文化創意產業“風靡”全球後，台灣很多大學都不失時機開辦了文創產業系。今年，台灣政府還頒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促其發展。然而台灣朋友抱怨說，他們從小學起音樂，美術，體育課都被老師拿來做自習課，現在却鼓勵他們搞文化產業！作為藝術品的攝影，並沒有在台灣文創法的產業分類中獨立列出，這讓台灣攝影界很不滿，據說官方在準備修訂。

先行的攝影理論研究

不過，台灣攝影發展的一個很明顯的有時就是攝影理論的譯介的發展，相對於大陸和港澳先進一步。阮義忠老師被譽為中國攝影教父，他講國外的和中國的攝影家相互推廣，影像斐然。

在台灣做攝影批評的都是在國外受過正規的藝術理論或攝影理論教育，或者有人文社科的教育背景，同時又做攝影或藝術創作，成為藝術家型學者或學者型藝術家，如郭力析，姚瑞中，張美陵，邱奕堅等人。因此他們在攝影理論方面的研究方法，思考角度相對於大陸理論界要規範創新很多，而他們這種多元身份在大陸來說比較少見。

台灣的學術譯作在華人世界里很出名，這可能同台灣的出版制度有關，台灣鼓勵私人出版發行，將民間小眾力量的積極性發揮出來，行程所謂的“長尾效應”，不放棄冷門，只注重興趣。

理論種樹沒有結出實踐的桃子

台灣人對現代和當代攝影理論的研究，及對大陸攝影家的關注推介，使得大陸和港澳地區的攝影教育，理論發展及攝影家成長深受其益，但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台灣當代攝影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攝影家却為數不多。自家的樹沒有結桃子。

這個現象的原因比較複雜，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台灣已經民主化轉型，社會發展比較完善，社會問題大多可以得到有效的解決，藝術家缺乏可供其審視，批判的題材和內容，而這正式當代攝影所看重的東西。因此，台灣藝術家只能像西方發達國家的藝術家一樣去關注思考全球性的影像母題，或者到問題重重的第三世界國家尋找靈感。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更深邃的轉型，但不知道島嶼的文化深度是否能夠支持這種轉型？攝影需要教育，更需要視野。


文：楊莉莉